自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頒布實施以來，我國人工智能發展已實現從技術突破向全要素賦能的關鍵躍升，形成了數據資源豐富、產業體系完備、應用場景廣闊等整體優勢，在人工智能發展、治理和全球合作方面已構筑起先發優勢。

基于這一背景，面對人工智能加速迭代和國際競合態勢的復雜驟變，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總結多年來中國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未來10年我國以人工智能技術創新與應用發展加速推進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建設的路線圖。

“人工智能+”行動的制勝之道

從戰略意圖上看，《意見》不僅是繼“互聯網+”之后又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部署，更是我國應對全球智能化競爭新格局的重要舉措，從中可以解讀出我國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制勝之道。

第一，我國獨有的“+”這一戰略框架思想背后的系統思維和整體思想在其中得到進一步凸顯。不論是圍繞科學技術、產業發展、消費提質、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開展重點行動，還是從模型、數據、算力、應用、開源、人才、政策法規、安全等方面強化基礎支撐，無不體現了統籌國內和國際、兼顧發展與治理的全局觀念與總體智慧。

立足系統思維和整體思想，我國人工智能國家戰略不僅高度關注技術層面的加速創新和劇烈競爭，而且將科技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視為一個整體，以加快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新形態的構建為整體目標。一方面，立足人工智能技術創新與應用發展雙向賦能這一基本思路，“人工智能+”行動被寄予厚望，成為推動產業重構、釋放經濟潛能、塑造新質生產力乃至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智能基座的總體戰略行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行動還將致力于促進生產與生活范式變遷、生產力革命與生產關系變革、全球智能化競爭新格局、人機關系等社會價值體系的全面重構。

更進一步而言，“人工智能+”行動中蘊含的系統思維和整體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科技、經濟和社會制度下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全國一盤棋”的優勢。這使得我國能更加冷靜地面對創新瓶頸、發展短板和關鍵技術“卡脖子”等嚴峻挑戰，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治理中越來越有戰略定力、發展韌性和應變智慧。

第二，這一行動方案充分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我國科技創新發展所獨有的試驗探索精神。在“加快科學大模型建設應用”“加快農業數智化轉型升級”“深入開展人工智能社會實驗”“持續加強人工智能高質量數據集建設”等表述的背后，是大量實質性的調查研究、試驗探索和應用部署。同時，從《意見》鼓勵青年人才“積極探索人工智能‘無人區’”到倡導“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業態”可以看出，經過這幾年人工智能加速創新發展，國家對推動原始創新越來越有信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從2019年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到不久前公開征求意見的《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管理服務辦法（試行）》，一系列文件的出臺表明，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從一開始就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的社會倫理和安全風險，短短幾年間，人工智能治理完成了從樹立理念到管理服務的迭代。正是這些試驗探索，使中國人工智能研發者和管理者得以更好把握其發展治理的趨勢和規律，為我國在全球合作層面推動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和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體系奠定了扎實基礎。

亟待深化科技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綜合研究

在《意見》中，系統思維和整體思想最為突出的體現，是在首要重點行動“人工智能+”科學技術中，除了“加速科學發現進程”“驅動技術研發模式創新和效能提升”外，還明確提議“創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其中進一步強調：“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對人類認知判斷、倫理規范等方面的深層次影響和作用機理，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理論體系，促進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類。”

可以說，在國家戰略層面，這是第一次基于智能社會的構建，圍繞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向描繪如此精細的藍圖。

作為科技創新頭雁和新質生產力引擎的人工智能，正在全面重塑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價值體系與認知方式，決定世界權力格局的演變和未來文明的走向。人工智能的發展與治理不僅是科技問題，更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倫理等方方面面，呈現為一系列綜合性、系統性和總體性的重大挑戰。更為重要的是，當前的人工智能已突破人類認知邊界并可能超越人類智能，人工智能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哲學革命和思維方式變革。

面對這些充滿不確定性的復雜挑戰和顛覆性變革，必須系統探究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和規律。其中十分根本但尚未得到充分重視的問題是，人工智能對人類認知的影響、智能社會的形態與價值構建等跨學科問題。

首先，應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對人類認知判斷的巨大沖擊，探討技術加速迭代過程中智能體等新的認知主體對人類認識的影響，對人工智能思維、心理、行為等問題展開系統研究。

一方面，盡管人工智能在學習人類知識和經驗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即使是頂尖研究者也難以完全理解其算法的不透明性和模型幻覺等問題，對于智能本質和超級智能是否可能等終極問題也存在分歧。深入研究這些問題，是掌握人工智能時代話語權的關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凸顯了算法、數據、模型和智能體等思維方式的重要性。目前，日新月異的人工智能思維方式決定了技術如何介入現實、影響社會，并塑造我們對未來的認知。在構建人機協同的全新智能生態的過程中，理解并調節人工智能在思維、認識、心理、情感方面的影響，日益成為提升全社會人工智能素養的關鍵，亟待科技與哲學社會科學聯手展開深度研究。

其次，人工智能具有科技革命和社會變革雙重屬性，正成為一場大規模的波及整個人類社會的顛覆性社會實驗，其健康、有序發展不能沒有哲學社會科學的參與，亟待展開相關交叉與跨學科研究。隨著人工智能日益深度嵌入社會結構、政治秩序、文化生態、法律制度、倫理體系乃至文明形態，人工智能早已超出科技革命的范疇。應在增加科技與哲學社會科學對話的基礎上，盡快全面推進有組織的、系統的、前瞻的跨學科研究，并將其作為構建面向智能文明長遠發展的智能向善理論體系的關鍵。

這些亟待展開的綜合性研究不僅關乎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全球制度重塑中的話語權與引領力，更關系到人類社會能否以負責任、可持續、公正包容的方式駕馭這一文明變革的力量。